全民问责

　　一直以来，2008年都被视为中国社会的公益元年，那一年的汶川地震，引发了公众的慈善热情，从那之后的3年来，慈善事业可谓井喷式发展，不仅捐赠额大幅增加，各类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富豪们的大额捐赠越来越多，在制度建设层面，也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瓶颈。

　　中国社会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哪个领域像慈善事业这样突飞猛进了，但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加深的官僚化与精英化社会发展形态也很快主宰了中国的慈善事业。以慈善事务的核心组成部分基金会为例，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就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影响中国基金会最重大的力量就是政府的力量和来自海外的影响。

　　可以说，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慈善事业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过去的几年里，记者参加过无数次各类公益组织论坛、会议等等，要么是与政府机关并无二致的官僚化程式化，要么是少数公益精英和传媒领袖主导，极少能见到普通公众的身影，能听到更大范围内的声音。也正因此，郭美美事件反映出来的，以网民为主体的普通公众对于挖掘慈善黑幕的极大热情和能力让很多公益圈人士都显得无比震惊。

　　“精英独大，赢家通吃的时代结束了。”康晓光说，在郭美美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众的觉醒和大众力量的壮大，尤其是最近两三年，在互联网这种技术革命的支持下，大众的力量崛起了，可以说在今天，真正开始有了舆论，有了大众的声音，开始发挥影响，而且这是一种不太容易被牵着鼻子走，不太容易被操纵的舆论和声音。互联网正在彻底地改变中国的社会和政府的力量格局，这一点公益组织感受最深。

　　从某种意义上讲，郭美美事件带来的这场问责风暴，实际上是对整个公益圈的挑战和冲击。2008年的汶川地震开启了全民公益的时代，但那之后，人们不断地听到自己捐出的善款被挪用，甚至被纳入政府收入，不断看到，只有政府机关身上才会有的铺张浪费、大吃大喝等等恶风开始一次次出现在那些公益组织身上。不到5年时间，本就稀缺的公信力就被透支殆尽，全民公益的时代也很快就变成了今天的全民问责。

　　对于这样一个全民问责的公益新时代，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教授认为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以往的中国公益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慈善公益组织自说自话的小圈子，是政府和社团、基金会、学者等等这样的一些机构和所谓知名人士互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透明不透明是由政府和机构说了算的，如果这些人，这些机构他们不选择透明，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让它透明。可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杨团说，现在，大众等不及了，一条郭美美的微博，就像蝴蝶扇动翅膀，扇动出来的是公民大众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新公益时代。在今天，在公益问责上，公民大众的力量是最不能忽略的力量，慈善的小圈子应该张开双臂真心地欢迎这个时代，尽管这个时代还有很多很多的瑕疵，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公益新里程

　　在郭美美事件掀起公众对公益事业关注热潮的同时，另外一项具有更大价值的制度化变革却在某种程度上被公众忽略了。民政部起草了一份《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并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在这份指导纲要中，不仅提出，未来5年，民政部将在慈善全行业推行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并且第一次有了完整的制度化设计。

　　此外，国家对各种社会组织放开登记也终于接近实质性突破。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也第一次公开表示，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大部分公益组织来说，登记注册难的问题，也许很快将会成为历史。

　　一直以来，政治权力对社会组织的戒心不减，社会组织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难以理顺，如今，不仅登记制度有了突破性进展，社会组织向公众募捐的权力也开始被解套。当这些制度上的障碍一点点被突破的时候，社会组织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将不再是公益事业的核心矛盾，可以想见，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关系会越来越成为核心问题。

　　但是，在一个信任崩塌的社会背景下，任何组织化的机构处理与公众的关系，显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年以前，徐永光利用自己在公益圈里极深厚的人脉，联合国内9家大型基金会创办了基金会中心网，希望打造一个最具公信力的中国基金会信息平台，一年下来，该中心通过各种方式采集了2270家基金会的各类信息，信息完整度达到了92%，大部分都有完整的年度财务报告等最核心的数据。

　　通过艰苦的努力，基金会中心网在圈子内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程度上的认可，但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层面，这仍然是一个不太为人知的平台，他的作用和价值也还远远没有得以体现。“与破坏一个东西相比，建设一个新东西，肯定是更艰难的，是不会一蹴而就的。”徐永光说，与郭美美相比，我们各种形式的号召和倡导，可能都没有她有效，这事一出，各大基金会才算是切实感受到了透明度和公信力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

　　徐永光一直把透明化建设看成是慈善事业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用他的话讲，叫“打造玻璃口袋”，只有有了玻璃口袋，才谈得上公信力，基金会中心网大部分的工作也都围绕于此。但是，透明是否必然地通向公信力，却很难说。

　　根据传统的公民社会理论，公众对于一个组织的信赖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媒体传达的信息，但在互联网统治了信息传播的今天，事情开始变得有些不同，传媒业的破坏能量大大提升，宣教价值却大大弱化，很多时候，公众的信赖更多地来源于直接的接触。

　　人们似乎更相信那些在街头、社区面对面直接做了许多实在事情的组织，而对那些详细的财务报表等等信息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感兴趣，在中国，这种情形尤其明显。以陈光标为例，虽然媒体对陈光标质疑不断，有不少揭露性报道，他那种炫耀式的慈善行为也得不到公益圈的认可。但在更广泛的公众范围内，他依然赢得了不少人的信赖，很大程度上恰恰正是源于他那种现场行动式的行善方式。

　　在全世界范围内，诸如乐施会、绿色和平、无国界医生这类公益组织同样非常重视街头宣讲、募捐等行为。在不少国家，这些组织因其相对极端的理念和行为方式，他们的媒体形象并非都十分良好，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他们获得大量的公众捐款。

　　一直以来，对于慈善事业的看法都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义，一种认为慈善从来都是富人的游戏、上流社会的游戏，是在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前提下，一种弥补社会裂痕的行为；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从根本上讲，慈善是公民大众联合起来的自我救助行为，依赖大众的力量，而非富人。

　　今天，中国慈善事业的舞台上，政府、富人、知识精英显然还是绝对的主角。但官僚化的模式只会将中国慈善事业推入死胡同，而小圈子式的精英化思路同样不能让中国的慈善事业真正迎来春天。公众原本不应该仅仅成为慈善事业的扒粪者和慈善丑闻的围观者，而应该是建设者和真正的主体。但今天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态势和理念，却正与这个目标背道而驰，官办慈善和精英慈善，正一步步将公众推得越来越远。

　　只有全民参与的慈善才是中国慈善的真正未来，而公民参与只有从今天的问责和围观到未来的建设，才是真正的参与。迎接那样一个时代，需要的是慈善事业的先行者们真正地去理解和接近中国的公民大众，事实上，中国文化传统中，对道德感的苛刻、对人格的信仰，都是根深蒂固的，这些东西在华人社会很大程度上都是共通的，因此，台湾地区，慈济这样的慈善组织才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中国人或许不大会去跟财务报表较真，但一定会对道德瑕疵耿耿于怀，中国人心目中的慈善组织应该是清廉的、养不起高收入精英的，国人恐怕很难接受年薪百万的慈善领袖。很多时候，孜孜以求美国慈善理念和模式的精英们都将这种情形归结为中国慈善文化的落后，但这种“落后”恐怕还将长久地伴随中国的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