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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阳光”重塑慈善事业公信力

用“阳光”重塑慈善事业公信力

2012-03-12 00:00
  • 分类:相关慈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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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何志平委员在发言中呼吁: 公民对慈善事业的捐助,是民心向背的反映,也是归属感的象征。用钱不当是当前中国社会慈善事业最大的敌人。 何志平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作大会发言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1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16位政协委员就尊重劳动倡导劳动、传承文化遗产建设文化强国、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等作大会发言。

杨桦委员代表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发言时说,增强青少年体质刻不容缓。他提出确保学生每天一节体育课,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等建议。

麻建国委员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时说,完善华侨华人回国发展服务体系,健全投资权益保护和社会保障政策法规,吸引华侨华人回国创业。

“当务之急,是重塑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推进社会慈善事业的全面发展”,昨日上午,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何志平委员作大会发言时建议,社会慈善事业应是政府福利保障制度的补充,并做到透明化运作,自觉接受民众监督。

何志平表示,近30年来,中国民间社会团体增长快速,国人的慈善意识相应提升。“然而2011年也暴露出中国慈善事业的不足与误区。”因此,他建议,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应遵循“五是”与“五不是”原则”

是“救济式福利”不是“权利式保障”

“金钱之外,还有爱心,更有文化。”何志平曾任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掌管过香港的慈善事业,希望将香港的一些理念和成功经验引入内地。

他在发言中首先提到,社会慈善事业是福利而非权利,前者是出于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向政府未能照顾而又迫切需要施以援手的困难社群提供救助,需要民间团体协助处理,是社会民间行为;后者是一种基本人权,属于国家公民都有权利享受的社会福利保障,应由政府负责。

是“社会投资”不是“赚钱生意”

何志平称,社会慈善事业是以爱心为主,投入大量的民间金钱、人力、时间、空间、各种平台和关系,以及社会上种种可调动的资源,帮助困难人群,照顾政府社会福利保障系统之下的“漏网之鱼”,“但绝不是以此为本,赚钱分利”。

他说,过去很多慈善团体打着“慈善”旗号,利用善信大德的信任,将募集的资金放入自己口袋,或扣除大量的行政费用,变成“管钱的大吃大喝,没钱的没吃没喝”。不但违背辱没了捐赠者的良好愿望和仁爱之心,属不仁;而且侵吞扑灭了弱者的救济与残存的希望,属大不义。

是“配合”政府不是“对立”政府

民间的社会慈善事业与政府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应是互补而非互斥。何志平提到,在西方,有很多非政府民间团体,采取与本国政府对抗性的政策,推行慈善事业,或打着慈善的旗号,做别有用心的工作。“这些行为,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有碍

中国社会和谐发展。”

他特别指出,在中国实行的“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下,民间慈善力量是天然的、可以对政府保障水平作出补充的力量,能够有效弥补政府保障力量的不足,提高困难群体的生活质量,理应形成互补配合关系。

是救济“小众”不是“平衡大众”

发展社会慈善事业,不能够赚钱,也不是为政府省钱,而是透过大型的劝捐和捐献活动,凝聚全社会对困难群体的关怀。公民对慈善事业的捐助,是民心向背的反映,也是归属感的象征。

何志平认为,慈善事业的受众是政府政策未能覆盖的小众困难人群,而非大众社群。“倘若是大众集体需要的,应是政府出面协调供应,最终变成全民社会福利保障的政府行为”。

是“阳光操作”不是“黑箱作业”

做慈善事业最重要的是公信力,用钱不当是当前中国社会慈善事业最大的敌人。发言的最后一个要点当中,何志平提到,想做好事的人很多,但大多担心自己的钱能不能真正帮助到他人。一旦发现钱被挪用买了高级轿车、盖豪华办公楼、在高档酒店请客吃饭,甚至被贪污,从善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

因此,社会慈善事业必须“透明化”,在“阳光”下运作,公开慈善款物的收支情况,包括善款筹集、管理、使用等信息,自觉接受监督,才能提升公信力,使大家敢于慷慨解囊。当务之急,是重塑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推进社会慈善事业的全面发展,使之与国家社会保障计划相配合。

杨澜:

要有慈善心,更要有慈善法

“这是我本次会议的提案,还有一份发言稿,供你们参考。”递过那份题为《危机呼唤慈善法尽早出台》的材料,杨澜再次报以微笑。2003年至今,杨澜曾多次在政协会议上提交“慈善立法”和“慈善日建立”的提案和建议。

昨日的政协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杨澜委员代表万捷委员作联合发言时,提出改革现行登记管理体制、加快公益立法、完善文化非营利机构认定办法等建议。

“十年前,国内慈善事业的捐款仅有20多亿元,汶川大地震那年,这一数字达到1000亿元,足足扩展50倍。目前,我国年慈善捐赠总额已经两度超过千亿元。”

杨澜告诉记者:“仅凭个人的热情和爱心,并不能真正把公益做成一项事业。这么大的一项事业必须要有系统的法律作支撑。”

她说:“公益慈善应该在转型期的中国起到缓冲作用,然而现在却适得其反,都是信息不透明、行为规范存在漏洞、法律法规难以协调的必然结果。此外,与政府关联比较紧密的大型慈善基金会,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下,滋长了一些官僚习气,受到公众诟病。”

但是她也不否认,慈善需要更多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调动,但是民间团体生存和成长却没有足够的空间。杨澜认为,很多民营非营利的机构,因为找不到“婆婆”,只能以企业的身份进行注册,无法享受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名不正言不顺,困扰发展。应该在慈善公益机构的注册方面进一步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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