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公益之父”安德鲁•卡内基终其一身创办了庞大的卡内基钢铁公司，但他却在退休之时把企业内4.8亿美元出售给美国的摩根大通，并以这笔巨款开始了比钢铁更坚实宏大的公益事业，他主张富人在伦理、道德上有责任去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在巨富中死去时耻辱的。”在死之前，卡内基如此告诫富人们。

    那么，谁是中国的卡内基？2006年4月11日，英国人胡润推出了“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再次关注。纵观榜单，我们发现：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慈善家榜从50位扩大到了100位，榜上前50位企业家从2003年至今累计捐赠近51亿元，比去年的13.5亿元翻了近4倍。

    尽管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如此迅速，但这个榜单还是引来了不少的质疑声音——

    为富不仁？

    胡润在发榜时说，在慈善这个话题上，依然有保持低调的企业家，他们不希望公开自己在慈善领域的贡献，比如鲁冠球、楼中福、李兴浩这些广为人知的企业家们。而另一方面，被认为是新首富的人选还没有开始关心慈善，比如施正荣、张茵，而去年百富榜的前四名（黄光裕、严介和、陈天桥、丁磊），他们所有的捐赠加起来还不到4000万元人民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慈善事业还没有真正开始。

    中国富翁们为什么怕做慈善事业？有专家分析，目前中国大陆的富人，除少数靠高科技和智力投入而致富的外，大部分人本身没什么文化，靠的是敢闯敢干的拼劲，他们中不少人是被逼出来的。而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体系中，不少人就是靠“双轨制”发家致富的，存在着损害国有资产和偷税漏税等种种原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曾经做过调查，调查中国富人阶层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有52.9%的人认为，富人阶层“很少”或“几乎没有”通过正常手段致富。社会民众与富人一旦产生对立，富人阶层的总体形象被定格为“为富不仁”的同时，富人们与其慈善，反倒不如等闲视之。在这样的情景下，谁又愿意真正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财富呢？连公开财富都不愿意，更不用指望他们去搞慈善了。

    有一位富人的说法颇具代表性：“我不是没想过回报社会的事，我每年给国家交那么多税，也没说心疼过，但我不敢搞什么慈善。为什么呢？我的钱，就完全干净？没有偷税？没有投机取巧？没有骗过人？还有，债务链摆在那儿呢。假如我捐个几万，也许没人来管你；如果你一捐就是几十上百万，那麻烦就来了。税务局来查税了；政府来摊派了；债主来催债了；欠你钱的人也来了。还有，化缘的会接二连三地来找你，没完没了。何况，中国比我富的人多的是，人家都没带头呢，我出什么风头？”

    有专家指出，中国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不够也一直是慈善事业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私有财产被写入宪法还是近两年的事。中国的企业公民要真正觉悟起来，前提是要让民营企业家的地位进一步被保障，让他们更有安全感。如李海仓在捐出了800万元后，不久就死于非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富人们哪敢捐献？

    其次，中国现在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来促进富人们的慈善之为。在发达国家都有遗产税，且税率很高。而且，遗产税法规定，捐赠社会的部分，可以在一定幅度内抵遗产税。高的遗产税率以及捐赠可以抵遗产税的规定都是促使富人们多捐赠而稍留作遗产的重要原因。大陆没有开征遗产税，中国人又自古以来有给子孙创基业的传统，宁愿自己节俭，也要留给儿孙。在这样的传统下，富人们首选的当然是把财产留给后代，而不是捐给社会。

    与此同时，我国的慈善事业及慈善基金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起步阶段，一般公众对基金会缺乏认识和信任。我国目前的慈善资金分配基本上还处于“暗箱”操作，有些富人甚至还摆出一些理由振振有词：“连希望工程的款都到不了孩子们的手中，我捐款再多也只是白忙活！”

    有媒体报道，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捐助的一些“贫困”学生当中，有几个竟然是当地领导之子。在当前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相关法律不够健全以及相关机构不够透明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家从事慈善事业是一件费力却并不一定讨好的事情。
   
    动机不纯？

    但同时，也有人指责富翁们捐助时动机不纯。

    2003年5月中旬，正直“非典”横行期间，上海市科委获得一笔2000万元的现金捐助。这笔捐助来自于号陈上海首富——周正毅全资掌握的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而当时，上海房地产界正流传着“上海首富缺钱，房地产开发处于停滞阶段”的谣言。“我要是没钱了，我能随便拿出2000万现金捐赠？”周正毅说。

    “这是周正毅的一次成功的政府公关行为，他在政府募捐之前就主动捐赠了这么多。”知情人透露。他认为，周正毅的发家史和在香港不断的绯闻在政府官员中颇有微辞。周正毅的低调捐赠，一是向政府展示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主动示好。像周一样拿出2000万来做“善事”的老板毕竟是少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周正毅的“善事”没做几天，就成了阶下囚。 先前的捐赠行为更像是一场做秀。

    胡润表示，他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海外华人基金的慈善捐赠往往比较透明，捐赠方向也以教育为主，他们认为教育是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最佳方法。如李嘉诚不仅捐钱，且把自己大量的时间花在慈善事业上。

    在湖润看来，国内某些企业在慈善捐赠时，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功利之心。中国的大型国企在公益捐赠上则往往以灾害救济为主，这也和他们的政府背景不无关系。而一些烟草公司的捐赠也有企业形象方面的考虑。

    如蒙牛董事长牛根生，有一部分款项捐给了当地政府，用来建塑像、申请“奶都”称号，有人指责他其实是在为政府形象工程埋单，为的是获得政府更多的支持。在许多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国家公权部门的装备和待遇，都应当是国家提供，如果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公民，围绕着国家公权部门捐款，是要被质疑的。

    与民营企业的“吝啬”相比，一些在华的跨国公司对公益事业简直谈得上“冷漠”，他们把活动大都做得很“漂亮”，跟企业的营销结合紧密，实际落实到弱势群体的捐赠额却很少。跨国公司之所以给人很热心公益事业的印象，是因为他们“捐10万元的时候，会拿出100万元的费用来宣传该捐赠行为，以达到1000万元的宣传效果”。

    上榜企业家专访

    当胡润的“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发布时，37岁的首富黄光裕再次受到世人的质疑——因为他那1000万的捐款，与他140亿的巨额财富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当面对记者“为富不仁”的质疑时，黄光裕似乎有些不屑，他认为，做一些慈善事业是应该的，说出来没有意思。

    黄光裕——“做慈善事业是在修心”

    问：创造了这么多财富，你最大的兴奋点是什么？

    黄光裕：刚开始是以赚钱为最大的快乐，但后来考虑更多的是这个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如何。在商言商，我们在经营的过程中不乏很多技巧和手段，但最好的买卖是参与的各方都能赚钱，即使是消费者买了东西回家，都觉得不赔钱，挺值的。

    问：在你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黄光裕：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问：我们看到，在胡润的中国大陆百富榜中，你以140亿高居榜首，但同样在他公布的中国大陆慈善家榜单中，你却仅名列第69位。

    黄光裕：做一些慈善事业是应该的，但我不想公布，因为做慈善事业是修心，而不是修名，说出来没有意思。

    问：现在社会舆论都在谴责中国很多富人“为富不仁”，如果你做了很好的慈善事业，为什么不站出来说，给大家起一个号召作用？

    黄光裕：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做事的方式。作为一个企业家，你不要去过分强调自己的社会责任。像我们企业家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自己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投入到社会上去积极地运营。

    问：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

    黄光裕：你说出来，会有很多人跑来向你要钱。

    问：你觉得一个聚人气的企业家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黄光裕：首先，我做事目标十分明确，阶段性目标一定要清晰，长远目标一定要模糊。一个人做事不要太杂，不要轻易去做一件事，但你决定做了就一定要有耐心。其次，做事之前你要估算清楚，自己的无形资产有多少，有形资产有多少。但有形资产只是一种润滑剂，无形资产才是真正的财富。国美原来的有形资产很有限，但在运用无形资产方面做得比较好。社会的无形资产支撑了国美的发展，让国美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越来越大，反过来国美又把这些回馈给社会。国美给社会带来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过了国美从社会索取的，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比如说就业，直接在我们公司领工资的有五六万人，而在公司上班的已经超过10万人，今年利税估计有6个亿。

    问：你觉得自己做得最奢侈的事情是什么？

    黄光裕：（想了半天）可能现在想吃点什么好吃的不用先问价钱了。

    上榜企业家点评

    最具争议的慈善家：杨澜

    在胡润的“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中，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杨澜以5.5亿元的捐款总额高居榜眼，但一周后由民政部担任指导单位的“2006年度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中，杨澜却名落孙山。对于她捐款的真实性，很多媒体和网友发出了质疑，并引发了一场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杨澜的5.5亿元并不是真金白银，大部分是拥有51% 阳光投资的权益。

    对此，胡润向媒体解释说，5.5亿元包含已捐出去的现金和受到法律保护承诺的权益捐赠，这完全符合全球慈善捐款统计惯例，比如比尔•盖茨的310亿美元捐赠，其实也包括现金捐赠和权益捐赠两种形式。

    有专家推测，杨澜5.5亿元的捐赠是过去几年累计下来的、在所属公司因为分红权而获得的财产。根据《公司法》和《捐赠法》的有关规定，权益捐赠也是财产捐赠的方式之一。但所谓权益捐赠，是不确定性非常大的捐赠方式，因为权益可大可小，一个公司的实际权益大小外人根本无法确切得知。

    有媒体报道，杨澜去年凭借捐赠善款6090万元在排行榜上高居第四位，但事实上这笔善款除向海啸灾区和厦门的弱势青少年分别捐赠了上万元之外，大部分均投放到了与阳光文化有关的教育和文化事业上。这不能不让人疑心：杨澜的那些善款，究竟是行善还是投资呢？  

    对大多数国人来说，按照中国传统慈善理念，捐款就是真金白银地拿出来，就如《乔家大院》的乔致镛，在“闹荒”的时候，在自家门前支上几口大锅，花上大把银子赈济灾民。杨澜捐出来的“权益”，老百姓看不见、摸不着，自然要满腹疑问了。

    最无私的慈善家：余彭年

    今年84岁的深圳彭年酒店掌门人余彭年，从来没有在胡润的“百富榜”上出现过，但却以20亿元的捐赠高居胡润“2006中国家慈善排行榜”第一名，成为最慷慨的一位“黑马”慈善家。

    2000年6月，在彭年酒店开业之日，余彭年宣布，将高57层的彭年酒店经营所得的纯利润永久地捐献给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余彭年说，这样做，等于有一只可以不断下蛋的母鸡，用所生的蛋来做好事。在有生之年，酒店不出售、不变卖；在百年之后，酒店产权不赠与、不继承。余彭年估算，他的财产大概有30亿元，捐赠的20亿元由彭年酒店和出租写字楼这两笔资产构成。按照胡润的慈善家榜单，余彭年20亿的巨额捐赠占其总资产的80％。

    2003年底，余彭年启动了一个名为“彭年光明行动”的慈善活动，他计划用5年时间，斥资人民币5亿元，让青海、西藏、甘肃、宁夏、吉林、辽宁等10个省区的20万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从2003年至今，他为“彭年光明行动”累计捐款4.7亿元。为专心做这件事，2004年余彭年辞去了董事长一职，成为专职慈善家，以八十高龄全身心投入“光明工程”。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余彭年就在湖南累计捐赠了1600万元。但几年后，他发现捐赠的10台配置齐全的救护车却被改作他用，于是对这种只出钱、不亲自参与实施的慈善捐赠方法产生了质疑。“我要确保我的捐助没有违背我的初衷，确保我的捐助没有人‘雁过拔毛，从中渔利’”。

    余彭年公司高管透露：关于全国余氏慈善基金会，卫生部已经正式发文了，民政部目前正在注册，该慈善基金会以后主要负责内地的慈善活动。而早先成立的香港余氏慈善基金会，则负责香港地区的慈善事业。

    最实在的慈善家：黄如论

    曾蝉联前两届慈善家榜冠军的世纪金源集团董事长黄如论，今年却退居第三名的位置。但黄如论手下透露，这4.47亿是已经捐献出去的真金白银，如果按现金算，黄如论仍旧名列第一。

    最初，黄如论的慈善生涯是从资助亲戚、帮助宗族、支持家乡开始的。后来，黄如论在走出福建之后，他的慈善对象也超出了地域限制，捐赠的种类也从扶贫济困转移到以教育助学为主。黄如论捐款史上最广为人知的一次是在北京“非典”时期，以世纪金源集团的名义，分别为北京市和海淀区捐款1200万和200万，这是当时北京最大的一笔非典捐款。他的捐款方向主要是教育领域，中国人大、北大等学校都是收益学校。而他一次性捐款数额最大的一笔则是2003年在家乡捐资1.8亿元，建造了福建江夏学院。在北京、江西、云南、重庆等地他捐资兴建了中小学教学楼、博物馆，设立抚养孤儿基金等。2001年，他一次捐出2200万元，全资捐助福建连江黄如论中学。

    黄如论说：“我这个人一不赌二不嫖，也不吸毒，我的钱连我儿子一辈子也花不完，干脆拿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好了。”

    最神秘的慈善家：赵汉青

    在湖润的“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上，有一位叫赵汉青的企业家，为教育事业捐献了1个亿，名列榜单第六位。但在榜单中，赵汉青的公司、公司总部、出生地、年龄均为空白，上榜的100人中，有如此多未知身份的，只有赵汉青一人。

    赵汉青是谁？连湖润都不知道。2005年11月26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揭牌仪式在世纪馆北大厅隆重举行，汗青国际教育创新基金捐赠协议同时签署，一笔1亿元人民币的基金成为中国高校目前接收的单逼近额最大的一笔国内捐款。这笔钱就是赵汉青捐助的。在汉青国际教育创新基金签字仪式上，照汗青还在致词中表示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第二天的新闻通稿中说，汉青国际教育创新基金由著名企业家赵汉青捐资创建。但新闻界和财经界很多人士均表示对此人十分陌生。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照汗青很可能是个化名，取“汗青”之意匿名捐助。

    （南方航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