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和企业家的首要职责，是创造财富、照章纳税、善待职工、回报股东。在此前提下，应当倡导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企业家，以什么方式贡献社会，也是可以有不同选择的。

　　“高尚”的慈善观与“实在”的慈善观

　　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在全球掀起一阵“慈善风暴”，他俩联手呼吁世界各国的亿万富豪们行动起来，将自己半数财富捐赠出来支持慈善事业。作为这场“风暴”的组成部分，他们曾来中国举办一场慈善聚会，据说有数十位中国企业家受到了邀请。在回应这一邀请的不同言论中，我们看到了企业家们慈善观的差别；由此我们也能更深刻地体悟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慈善事业)对社会公平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被誉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郑重宣布：“将做第一个响应并支持‘巴、比’行动的中国企业家。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裸捐’——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他还说，“我绝不做守财奴，目前我每年都把公司一半以上的利润拿出来做慈善。2009年我们公司净利润4.1亿，我捐出去3.13亿，为77.6%。”

　　在2010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上，以70亿美元列第103位，位居中国内地第1位的宗庆后，因为时间冲突，拒绝了这一邀请。宗庆后说，他想捐，不用劝也会捐，不想捐，谁劝也没用；但从内心来说，并不欣赏动辄就捐资产的慈善行为。因为在他看来，捐出全部资产的行为，不过是无法支付高额遗产税和企业避税的变通做法，并不是真慈善，“只有持续地为社会创造财富才是真正的慈善”。

　　如果说陈光标的慈善观是高尚的，那么，宗庆后的慈善观是实在的。当然，高尚的不一定不实在，实在的也可以是高尚的。我们不难看出他们言论背后的差别。据笔者对“浙商”的了解，持与宗庆后相似慈善观的企业家是绝大多数。他们中有些人也曾有过和陈光标类似的慈善行为，就是拿出企业的利润或个人的资财，直接向社会捐赠款物，使一些人直接受益。但在有过这些经历以后，他们的慈善观发生了变化。观察这些变化，我感到：企业家对慈善的认识在日臻成熟；今年《慈善法》公布后，与慈善事业发展相关的政策需要加快推进；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制度和环境有待规范。

　　大部分慈善行为受财产税、遗产税“倒逼”

　　与参与慈善事业相比，企业家第一位责任是，办好、发展好自己的企业。也就是说，企业家的首要任务，是创造财富、照章纳税、善待职工、回报股东。在此前提下，应当倡导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他们可以拿出净利润参与慈善；他们也可以用净利润做强做大企业，创造更多财富，缴纳更多税收，提高职工的待遇和回报股东，这同样是为社会作贡献。尤其在企业实力还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将企业做强，使之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对社会负责、对职工负责、对股东负责的具体体现。宗庆后说，企业家若把辛苦赚来的钱用于投资，就能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能为国家和社会带来更多财政收入，但若捐出去，这些资产就失去了“生命力”，“杀富济贫”是不对的。这句话的前半句无疑是对的，后半句有失偏颇，因为捐助给慈善事业的资产可能会产生新的“生命力”，而慈善捐助显然不是“杀富济贫”。

　　经济学有一条定理：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纵观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那些慈善事业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我们发现，大部分慈善行为是在财产税、遗产税的“倒逼”下形成的，就像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的行为，是在法律、制度和道德的约束下形成的一样。因此，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相关税收制度的配套改革，开征财产税、遗产税，不仅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可以促使企业家选择慈善捐助，对社会行善，为自己留名。即便这里面有试图合理避税的动机，也无需苛求，如上所述，慈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税收的激励下发展起来的。财税体制改革将是未来一个时期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财产税、遗产税的征收也都列入了议事日程，对此我们抱以期待。

　　慈善组织的发展和监管，与社会自治水平有关

　　慈善事业是第三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充。就是说，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不能顾及或到达的领域，需要慈善事业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例如对某些特殊的疾病患者和特定的困难人群，由不同的慈善组织根据其定位，分别给予必要的帮助。慈善事业是一项社会化的事业，靠企业、个人去做，不仅运作成本很高，还不能保证慈善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各种慈善组织的发育和完善，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监管，对于慈善事业的发展至为重要。现在的问题是，慈善组织很不健全，且监管失灵，致使乐善好施的企业家较难找到符合自己愿望的慈善项目，如宗庆后所说的“造血”项目，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组织是既非市场、又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其发展和监管与社会自治水平有关。由此也表明，在市场发育、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我国社会建设滞后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了。因此，加快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培育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同样是未来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