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公益价值基础

    社会事业型公益是成功者的公益。它一方面通过社会制度来保证，另一方面则通过文化价值来保证。在社会制度方面，社会事业的追求历来与政治理想联系在一起，人们只有进入政界、进入高层才能展示自己的雄心壮志。因而，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社会报复，首先需要个人的成功，需要他成功地登上国家的高层阶梯，进入到垄断性的公益提供场所。

    在文化价值上，它为人们塑造了一番追求超越于别人、实现自己的成功、然后再有为于社会、有为于国家的事业追求道路。所以，我们会看到，如果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帮助，不管是个人的、组织的还是国家的帮助，那么，他的回报途径似乎只有一个：以优异成绩来加以回报，以个人的成功加以回报。

    那么，替代这种个人成功型公益事业的新型公益价值基础是什么呢？我们说过，它是自我超越，表现为慈善与普遍价值两种类型。慈善就是对待弱者的一种关怀与帮助，这不需要以个人的成功为前提；普遍价值则实际上也就是对所有的人的爱，这同样不需要以自己的成功为前提。

    正是因为自我超性价值的如此特征，我们才能越来越多地见到这样一种说法：“（对于人家对你的帮助），要想回报，不需要非要等到自己做得很好的那一天！”“现在就可以去帮助人，你现在就能帮助。”这是资助者对于被资助者说的话，也是资助者对于被帮助人所寄予的期望。这样的做法也被形容为爱心的传递。

“公益事业走入寻常百姓家”

    普遍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慈善。慈善是最基本的、最可普遍实行的公益行为。我们看到，通过慈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获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是以一种不需竞争的方式来实现的。

    眼下我们看到了公益模式所发生的变化。公益，从“宫廷”走向社会，它不再是一个“特权”。这一轨迹可以这样来表达：社会事业→慈善！

    慈善，拥有了普遍化的特征。与社会事业相比，这是普遍的关爱。普遍价值与自我提升相比，在它能为更多的人提供公益机会这一点上，是一种进步。比如，传统的自我提升价值可能是这样一种选择：为了社会而首先实现自己的成功，这一点本身是值得推崇的，但是，在是谁成功这一点上，却没有推让的余地：舍我其谁？所以，成功最终与自己的权力、地位、身份联系起来。

    慈善则不同，它在将爱普遍化的同时，也将我们的自我实现的路径普遍化，从而为那些自我成功方面的资源贫困者获得自我实现提供了一个机会。

    2007年曾被认为是“公益井喷、慈善时尚”的一年，历史开始出现了转变。人们更多地将这种转变看成是社会公众的善良开始松动的标志，而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更应当将此看成是社会公益由“皇宫”走进百姓家的一种标志。

汶川地震救灾正是“寻常百姓”展现慈善行动的机会。

    汶川地震的发生，给人印象最深刻的现象之一就是社会公众普遍的慈善冲动。我们看到，人们表达慈善的要求是如此的强烈！

    比如可以引用我们调查到的一个情节。兰州农民工之友志愿者：兰州LK厂搬运工，今年29岁。地震当天晚上看电视，非常激动，久久不能入睡，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与草根NGO圈里的朋友交谈时大家都有同感，决定一起前去看看能帮什么忙。

    他们搭乘当地运送救灾物资的货车到了文县境内，高价包了一个面的车，一路上都要不时停车抬走路面的乱石，最后是连走带爬进入了灾区。因为资金有限，随行只带了20斤馒头，几百块钱，都给了受灾群众。

    本来还想在灾区继续做点什么，但由于自身素质不高，不会起草项目书、规划项目，从灾区回来后想有所作为却很难得以实现。

    加注一点小背景：该志愿者当时是偷偷跑去灾区的，回来后被老板狠骂了一顿，并且把当月工资全扣了，此后一律不得请假，连去给7月8日在兰州的火炬传递当啦啦队都不允许。

    再看一段情节。广西义工联：“我们就是觉得应该做些什么，哪怕是一点点帮助都好，不然觉得不安心。”“当时知道地震的事情后，我们想要有所行动，当天晚上就开会讨论。但是我们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联系其他分站得知，四川分会已开始行动，行动最快；但是13号联系当地政府，后者不允许集资，不允许去四川，然后新闻也报道说不要随便进入灾区，所以我们也就没有进入灾区进行行动；然后团委以及红会也不提倡捐物；后来听说灾区缺血，我们便动员内部的志愿者献血，结果南宁血库已经爆满不需要了！”

    这次抗震救灾，我们能够找到接近300家“草根型”的NGO在行动，这些NGO也终于沐浴到现代普遍型公益的阳光了，他们在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实现这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在我们的一个70家组织的访谈中看到，分别有57.8%、60.0%、49.8%的组织为灾区捐钱、捐物和递送人力资源（为灾区募捐志愿者）。其中，29.6%的组织其行动成本完全由组织或个人自己承担，56.3%的组织其行动成本部分地由组织或个人自己承担。

    这些数据资料比我们单纯的文字表达更能看出人们的公益冲动，也更能看出这是怎样的一个公益事业进入百姓家的时代。

转折过程的“阵痛”

    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前景光明的一面，还能看到转折过程中的一种艰难。从制度方面，我们看到“垄断性”公益与普遍性公益之间的一种张力关系，我们还很难指望一个快速、顺利的转折会轻易出现。从文化价值方面，我们看到一些救灾行动者还抱有强烈的旧式价值观，他们在行动的同时也在追求自己相对于他人的更高声望、更强烈的光环，他们实际上是位于民间的官本位价值观的持有者。而且由于后一情形的存在，我们就更难以指望一个快速的制度转变发生。

    此外，即使是普遍性的慈善时代已经到来，这也不是公益模式的终点，而且远远不是。(来源：公益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