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总是给人带来生机和希望。

    在前不久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发展慈善事业”成为代表、委员们一个热议的话题。而且，该话题在“两会”落幕后的这些日子里，仍被各种媒体所热切关注,“慈善”一词大有愈来愈热之势。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今年这个特定的时间里，政府、媒体和社会各界同时都在关注慈善这一问题呢？

    慈善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热词

    既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已然确定，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和谐，如何消除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就成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所谓和谐，是针对矛盾而言的；而矛盾首先表现在利益的分配上。转型时期我国在经济发展迈入“快车道”的同时，社会分配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社会能否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在不同阶层和群体间的分配是否合理、公平，是否能够为大多数人所认可。

    从极富和极贫两个基数来看，有一组被广为引用的数字显示，中国目前大约有1000位亿万富翁，300万位百万富翁。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数以千万计的群体尚未根本解决温饱问题。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布的社会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称，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下岗职工、农民工、残疾人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汇聚到一起，再扣除重叠部分，可以估算出目前中国弱势群体大约有1.4亿—1.8亿人左右。就从保守的数据来看吧，300万人跟1.4亿人是一个什么比例？1000人跟1.4亿人又是一个什么比例？

    从某些城市的高低户来看，2005年1月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该市社会发展七大领域发展指数评价分析报告显示，北京高低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的4.7：1，生活指数则从20.46提高到了29.55。分析人士遗憾地指出，在收入之比拉大的同时，生活质量指数的提高，更多地来自于高收入者的“贡献”。据南京市2004年下半年的统计数字，占10％的高收入者与同样占1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之比为8.3：1。另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我国城镇居民目前拥有的金融资产中，20％富有的居民占去66％，而20％的低收入居民只占1.3％，前者占后者的50倍以上。

    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城乡收入差距曾缩小到1：1.8；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已扩大到1：3.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组长李实表示，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已达4.7倍。

    从国际上对贫富差距的通用表示法——基尼系数来看，199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82，属于较低水平；到2002年，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成为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到2004年，基尼系数已高达0.47，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协调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富有远见地说过：“过去先强调发展，这是必须的。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分配问题，比不发展的时候还要多，还要困难。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被少数人得到了，大多数人没有，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26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的飞跃，然而，经济的高速发展，使贫富收入、地区以及城乡差距全面扩大，带来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能否解决好这些矛盾，是一个关系到能否成功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问题。

    这就是“第三次分配”在近一段时期为什么被炒得那么热之原因所在。

    这就是“慈善”为什么被政府、媒体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之症结所在。

    慈善是解决分配问题的一种方法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十八、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后，也曾经历过一个高度分化社会的阶段。西方是怎样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步入到后来的福利经济的呢？原始资本主义本身是不会发展到福利资本主义的，它的转型是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的。我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一个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实现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重构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机制，是我国社会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必然选择。正因如此，我们党和政府在率领全国人民共同奔小康、让所有公民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的大政方针上，是一脉相承的。

    早在1993年9月，邓小平就指出：“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发展慈善事业，就是解决分配问题的一种方法。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党的文献中，这是第一次明确将发展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第一次把发展慈善事业提高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的。

    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写进了“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陈铁迪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报告》里只讲了8个字，但内容很丰富，也很令人振奋，8个大字有力量，因为这是中央政府的表态。它让我感到慈善事业的春天就要到来了。”

    全国政协常委、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已形成三个层次的财富分配：第一层次分配以市场分配、劳动所取得报酬为主，亦即社会资源首先应该通过市场来配置，讲的是效率；第二层次分配是以国家财收再分配为主，最大限度地抵消社会各个阶层的“累积性不平等”，实施国家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讲的是公平；第三层次分配即社会慈善救助，是以道德、爱心为基础的分配机制，也就是社会上比较富裕的有爱心的人，拿出钱财帮助困难的人们，讲的是奉献。

    如果说第二次分配是第一次分配的补充，即政府弥补市场不足，那么第三次分配则是第二次分配的补充，即民间捐赠弥补政府之不足。“第三次分配”这种不是通过利益驱使或行政手段，而是个人自愿地以慈善、志愿或互助为形式的资源流动，不但可以从物质上缓解某些群体的困境，还可以从心理上、情感上消除不同阶层的隔阂和对立，进而在价值上形成一定的共识。因而，发展慈善事业，对改善贫苦和困难群体的生存状况、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提升社会凝聚力、增进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融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谁来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从国际经验来看，慈善公益捐赠主要来自企业和富人。在我国，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迅速富了起来，但富起来以后怎么办？中国的富豪们在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方面有着怎样的表现？

    据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登记注册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到10万家，也就是说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加过捐赠。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是捐款较多的民营企业家，每当慈善组织提出为其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几乎都遭到拒绝。这是为什么？他们究竟在担心什么？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在全国“两会”期间走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慈善家黄文仔先生。黄先生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民营企业的确积累了不少财富，只要把其中的5％—10％拿出来回报社会，是很可观的，也是很正常的。国外企业的捐赠占其财富总额的7％，而国内的民营企业连1％都占不到。这不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没有爱心，是他们不够积极，甚而可以说是不愿意积极。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良好的捐赠环境和相关的政策鼓励。去年我的企业总共捐了1000多万元，但额外还得交一大笔税款。比如我一次捐款300万元，实际上等于拿出了近400万元，因为其中99万元要交‘企业所得税’；而国外的慈善捐赠是全部免税的。我一直认为，回馈社会是企业家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也是企业家做企业的终极目的。然而，慈善捐赠需要好的环境和政策。你想，本来是献爱心，却要交‘所得税’，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能算是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吗？这就难免让人心里打转——捐，还是不捐？”

    的确，捐还是不捐，这是个问题。在这方面，也许丁磊的个案更具有典型性。网易创始人丁磊在印度洋海啸过后，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12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00万元），这是内地以个人名义向海啸受灾地区捐的最大一笔款子。丁磊事后透露自己在捐款这事上犹豫了24个小时。他主要有这么几个担心，一是人家会问，如果真是一心一意做好事，你怎么不用化名呀？二是你为什么要捐1000万元，是跟人斗气还是想出风头？三是你为什么不捐给那么多受灾的中国人，而要捐给外国人？四是以后国内遇到灾情，你是捐得比这多还是少？但他最后还是作出了捐款的决定，理由是：“社会在发展，企业家要走到社会的前台，这是肯定的事。而且，中国的富人中想捐款的肯定不在少数，但大家都怕‘枪打出头鸟’，我可以带个头呀。”

    一位社会学家表示，民营企业家由最初的单纯追求利益到今天的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社会发展和企业家成熟的必然历程。把对人的关爱和弱势群体的帮扶与追求企业利润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日渐走向成熟和理性的标志。

    社会是一种模仿。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慈善已日渐成为民众奉献爱心的一种重要方式。《北京青年报》和友邦调查公司在北京市对市民进行调查——作为普通市民，有多少人愿意将自己的所得回馈社会？调查显示，92.7%的人有回馈社会的意愿，而表示没有这种意愿的仅为7.3%。据中华慈善总会范宝俊会长介绍，在2002年和2003年的春节期间，航空航天大学的高振同教授夫妇，连续两年主动到慈善总会捐款10万元，并提出要帮助困难群众过好年。还有一位名叫庚乐的91岁的退休人老工人，这几年几乎年年都要到慈善总会去捐款，他捐款的数目不多，有时100元，有时200元，因为他的退休金也很有限。然而，正是这种并不太富裕的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奉献精神，令人十分感动。

    慈善事业不只是富人的事业，也不只是政府或慈善组织推动的事业，它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每一个公民都有献出爱心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文明标志。

    从慈善到和谐有多远

    首先，中国的慈善事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多大的差距？

    以美国为例。从1911年钢铁大王卡耐基创立奠定现代慈善事业基础的“纽约卡耐基基金会”到今天，美国已有近百年的慈善史；而我国从1994年成立第一个慈善机构到现在，不过短短10年时间。美国1996年募集慈善捐款即高达1507多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而我国2002年募集到的慈善款物只有50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GDP的0.05%。美国近年慈善公益捐款平均每年6700多亿美元，占GDP的9%；而我国的慈善公益捐款仅占GDP的0.1%。美国现在的非营利性慈善组织共有140多万个，而我国目前的慈善公益机构只有100多家。显而易见，差距是巨大的。然而，这也表明我国慈善事业有着巨大的开拓空间和发展潜力。

    其次，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面临着哪些突出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关则文在今年“两会”提交的议案中，概括了横在我国慈善事业面前的“五重困惑”：一是民众慈善公益理念尚未形成，企业捐赠积极性不高；二是“官办”色彩浓厚，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受到制约；三是慈善组织缺乏独立性，影响社会公信力；四是政策扶持少，经费严重不足，影响慈善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五是慈善公益事业的监督、管理欠规范，存在着较多的问题。有关专家建议，政府应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众慈善意识，培育符合中国特色的公益市场；制定为企业和个人捐赠减免税的政策；通过落实对慈善机构的监督评估，提高民间慈善机构的公信度，形成公众自愿捐赠的社会风气，使中国的慈善事业能够健康成长，长足发展。

    尽管我国的慈善事业尚处于发轫时期，而且自身也面临着发展中突显出来的一些问题。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我国专门从事慈善事业的组织，从最初的1家发展到了100多家，募款数额也从最初的几千万元发展到50多亿元。“微笑列车”项目让45000个先天性唇腭裂贫困患儿能够重新微笑；雨水积蓄工程让12万人喝上了干净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年底印度洋海啸灾难震惊世界，而由中国内地企业、团体和普通百姓在短短40天内募集了近5亿元人民币的民间援助，同样令国际社会惊叹。事实上，这种集纳社会资金帮助困难人群的民间慈善捐助，正在成为政府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补充。可以说，发展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慈善是人类心灵的阳光。只有充满友好和爱心的社会，才称得上一个温馨和谐的社会。和谐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也许到哪一天慈善不再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不再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社会就离真正的和谐不远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得好，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来源:中国社会报)